一个内地新移民家庭的12年留港史，香港投资移民经历有哪些分享呢？

“哪些人适宜到香港打工和生活？”

“像我一样有一技之长、又不怕辛苦的，可以试试。”

截止到2019年，通过单程证（俗称前往港澳通行证，就是有去无回的，是公安部门发给有条件的申请人赴我国的港澳地区定居的证件类型）、优秀人才入境计划、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及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等由内地移居香港的新居港人士已经达百万之多。他们中有的不适应香港的生活节奏回到内地生活，有的凭努力和一技之长融入香港这座城市里。

2016年，42岁的我以超龄子女（父母取得香港身份证时未满14岁的内地子女，目前这个政策已经放宽至18岁）的身份，持单程证到了香港，成为百万移民大军中的一员。

对于这个城市，我还在适应之中，不知未来是去是留。而早于我来到香港的初中同学阿芸和阿照，已经算是“港漂”中比较成功的城市融入者。

下文是根据阿照的口述整理而成。

1

2008年阿芸初到香港时，夜里经常失眠。她宿在家中客厅逼仄的沙发上，房子隔音极差，她不敢翻身，怕动静太大影响到一墙之隔的父母。屋外人走动、拉门声音，楼下车辆辗过路面的声音，刺激着她脆弱的神经。

这是政府分给父母的“公屋”，相当于内地的经适房，只有20平。虽无法跟阿芸在内地的房子比，但比起父母曾住过的只有不足两平方的“白鸽笼”，这已属豪宅。

睡不着时，阿芸想内地的家，想一对儿女，想老公阿照。她跟阿照是初中同学，1994年结婚后，便没分开过。她这次赴港，是他们婚后最长的一次分离。

阿芸的父亲在70年代偷渡到了香港，一直在酒楼当帮厨。母亲一边苦候，一边承担起照顾老人、抚养阿芸两姐弟的重任。1996年，母亲以“夫妻团聚”的理由持单程证定居香港，在父亲所在的酒楼当清洁工，阿芸跟弟弟继续留守在广东老家。

1997年香港回归后，申请持单程证居港的政策比以前宽松，阿芸作为父母在内地的超龄子女，早就够条件申请居港。但因不舍与阿照两地分居，所以一直拖着没办。随着女儿和儿子慢慢长大，花费越来越多，光靠阿芸打点零工和阿照生意时好时坏的小电器店，日子越发过得紧巴。

于是父母再次劝说阿芸，“香港挣得多，而且一旦居住7年拿到永久身份，往后养老、医疗、孩子教育都有一定保障”。

阿芸这才来到香港。

阿芸第一份工作是在旺角的富丽华酒楼当洗碗工——彼时30来岁的她，没有一技之长，只能选择做这份工作。

起初她一天站立10小时，重复弯腰、直起的动作，身体吃不消，再加上失眠犯困，手上的活儿就慢下来。几个老阿姨会毫不客气地斥责她，有时还会将从后勤主管那里受的气撒在她头上，将杯盘碗碟弄得叮当响以示泄愤。吵架不是阿芸强项，她选择忍耐。

不久，香港遭遇金融风暴，许多公司在一夜之间倒闭，餐饮业更是重灾区。阿芸不懂对冲基金，不懂恒生指数，也不知这座城市在这一年里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金融狙击战，她只知每月到手的工资从8000港元下调到7000港元。

但阿芸不敢轻易离开。7000元港币折换成人民币是6000元左右，在香港不算高薪，但对于当时在老家每月只有800多元收入的阿芸来说，这是一笔巨款。她给父母1000元当住宿费，再扣除每月的交通费大约500元，剩下的都存了起来。

没多久，酒楼也开始裁员，一些年纪大、手脚不利索的阿姨首当其冲，然后是一些无关重要的职位如传菜领班、楼层领班等。那段时间，阿芸做着随时被炒鱿鱼的准备，闲时就在客人留下的报纸上找招聘信息——但上面招聘广告不多，反而看到许多公司、酒楼相继清盘倒闭的消息。

某天，楼面部的主管将阿芸叫去，她满心忐忑。没想到，主管说她形象好又显年轻，想将她从洗碗岗位调整到楼面。阿芸松了口气，连忙应下来。

在楼面的工作有许多人盯着，更不能犯困。酒楼裁人后人手不足，阿芸身兼数职，铺桌布、上菜、收拾碗筷都得做。更多时候她推着点心车，穿梭在各色食客之中。阿芸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6点半到达酒店，晚上8点才能下班，一天工作12小时是常态。她下班回到父母家中洗漱完毕已经10点多，累得倒头便睡，再没失眠过。

香港的酒楼跟阿芸广东老家的没多大区别，点心都是干蒸烧卖、叉烧包；蒸鱼只放葱段姜丝，浇上香油生抽；鸡做成白斩鸡和酱油鸡，嫩滑可口；耳边充斥的是熟悉的粤语，当然还夹杂着零星英语。只有付账跟老家的酒楼大不相同，这里的客人付账后，侍应会用一只托盘放上找赎的零钱，递回给客人，客人会自动自觉留下一些硬币充作小费——不给小费，会受到众人鄙视的。

客人不多的时候，阿芸有时会神游，透过酒店的落地窗往外看。相隔不远的街道矗立着新旧不一的高楼，大大小小的窗户如无数双眼睛睨视着过往的人群，写着繁体字的广告牌嵌在高楼的装饰墙上或是悬空高挂，密密匝匝如同高楼的补丁。双层巴士偶尔会闯进视线，上面挤满了人，在彼此的眼中成为风景。

这样的香港让阿芸感到既熟悉又陌生。80年代她在内地读初中时，正是港片最盛行的年代，香港就像是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同桌有个十六开大小的笔记本，抄满了粤语歌词，比抄老师黑板的笔记要认真得多；学校里有些男生像古惑仔一样集体骑着自行车，在校门外的公路上以S型路线的行进方式挑战行人的忍耐力；班里还有一个女同学发出人生最大的宏愿，将来要成为一名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港姐。

阿芸不知道若干年过去后，这些已过而立之年的同学到过香港后是否有心理落差。毕竟除了有《大时代》、《流氓与大亨》等港剧里面林立的高楼外，现实中的香港还有破旧如危房一般的唐楼，逼仄压抑的“棺材房”和“劏房”。而且香港人的装扮多以舒服朴实为主，T恤牛仔裤是基本标配，不会像电视剧里角色那样穿得华丽光鲜。

2

2011年，阿芸的弟弟大学毕业，也持单程证到了香港，住宿变得更紧张。阿芸打算到外面租房子住，但弟弟坚决不让，他在沙发床旁放了一张薄床垫，一家四口同室而居。

那段时间阿芸回家很晚，弟弟比她更晚，甚至通宵不见人。他解释说白天睡得太多，晚上不想睡觉，有时又说是和几个朋友出去喝酒了。母亲很担心弟弟的去向，让阿芸盯紧点。

有次，阿芸在一间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里找到喝咖啡的弟弟，阿芸问：“你半夜不睡觉是不是等我睡醒上班后才回去睡？”

弟弟打着哈哈说：“这你也能猜出来？”

“你以为你姐傻啊，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辞工先回内地，等你工作稳定我再回来。”阿芸想，弟弟是汕大毕业的，在香港不难找到工作。

弟弟摇头，说他已经去面试过几次，每一份工都要12小时，加班是常态，节假日少得可怜，每天还要在路上浪费很多时间，这足以让人感到人生灰暗、了无生趣。“赚钱的方式很多种，没必要像香港人这样搏，人如果只成了赚钱机器，很可怕。”

阿芸沉默了。弟弟补充道：“而且，在这里买房子很不现实，公屋不知何时可以轮候，这住宿条件我也不适应。回内地去，消费没有那么高，住得要比香港好，工资不会少过香港，工作时间只有8小时，还有年假和各种法定假期。”

弟弟坦承，经过多天的考察对比，他发觉自己不适合在香港生活，决定打道回府。3个月后，弟弟就回了内地。

阿芸则继续留在香港。

2013年，内地自由行的旅客越来越多，香港经济有所回暖。阿芸所在的酒楼位于旺角，离香港的旅游地标维多利亚港所在的尖沙咀只有三站地铁，人流量极大。酒店食客云集，阿芸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她已经成为酒楼楼面部的主管，月薪涨到1万多块。这样的薪水在香港不算高薪，但阿芸已经非常满足，她每天临睡觉前最大的娱乐项目就是算算自己存了多少钱。

当时，有一些自由行的客人是“水货客”，他们多次往返深港两地，带一些“免税”商品过关，赚中间差价。一个50多岁的黄阿姨看中阿芸“港籍新移民”的身份，鼓动她一起带货，但阿芸比较胆小怕事，她认为自己运气差，一做错事肯定会被抓，最后拒绝了。

事实证明阿芸的谨慎是明智之举，她有几位工友在黄阿姨的鼓动下转行做了“水货客”，但带了几次货后，被海关人脸识别，留了案底，所带的商品也被扣下来，赚到的钱不够止损，黄阿姨也从她们的圈子消失了。

2014年，内地楼价一度回落。阿照想买房子投资，手头的钱不够。阿芸将存的钱全汇给阿照，他们一起在广东老家供了3套房子。阿照开玩笑对阿芸说，如果她在香港待不下去，还可以回老家当包租婆。

阿芸没有打算回老家当包租婆，在香港6年，她说不上真正融入香港，但适应香港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已经不成问题。再过1年，她就能拿到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但即便如此，阿芸仍然觉得自己在香港没有归宿感，一直有种“漂”的感觉，直到阿照到了香港。

3

2015年，42岁的阿照决定带着14岁的儿子到香港跟阿芸团聚时，亲朋都劝他不要去。

当时人民币兑港币是1：0.82，香港还是原来的香港，而内地已经不是昔日的内地。同学说他去香港打份8000元的工，或是申请五六千元的“综援（香港对经济上无法自给人士的一种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还不如留在内地。小舅子更是直接：“我这个大学生在香港也混不下去，你一个初中生到香港，是打算刷新内地新移民的失业率吗？”

阿照非常理解他们的担心，他这样的学历和年纪还去“港漂”，的确有点尴尬。但阿照的想法很简单，他就是想跟妻子一起在香港打拼，挣钱让两个小孩接受更好的教育。

阿照家里条件差，1989年初中毕业就没有再上学。在做过各种脏、乱、差的工作后，他在26岁时开了一间电器维修店，既是老板又是伙计，偶尔还兼任搬运工和收破烂——回收旧电器。去香港前，阿照将电器店盘了出去，还卖掉了最好的房子，得款100多万。虽然这点钱在香港生活只能算是底层，但阿照自我安慰说：“怎么着我也算是‘带资’到香港，不是‘裸漂’”。

去香港前，阿照联系上一个在香港的小学同学阿辉，跟他打听香港新移民政策和新移民在香港生活情况，让阿辉分析一下他在香港的“存活率”有几成。

阿辉问他：“你会干什么？”

阿照答：“除了高大上的工作干不来，其他都没问题。”

“恭喜你，你在香港的生存机率100%。”阿辉笑着说，接着话锋一转，“生存没有问题，但要生活得很好就不容易，你这样的学历在香港不容易找工作，除了做‘看更（保安）’和端盘子的工作，没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只找这些工作，我还找你干什么？”

“那你怕不怕辛苦？”

“辛苦得有价值就不怕。”

阿辉在一间建筑公司当管工，他说公司里有一个负责钢筋建材点焊的师傅离职，位置一直空缺，他问阿照懂不懂点焊，“1000元一天，如果能考到香港电焊工牌，还可以涨人工”。

阿照搞电器维修的，焊接的活当然懂，便应承下来。

早几年，阿照去探望过妻子，对香港恶劣的住宿环境已有心理准备。所以他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打算将阿芸从她父母家客厅的沙发床解救出来。房子并不好找，找了一个多月，才在深水埗鸭寮街找到一间16平的房子，这儿的租金相对便宜，是内地新移民和一些低收入阶层首选之地。

出租屋是香港人口中的“劏房”，一房一厅一厕，房间每间五六平，只能放得下四尺宽（1.2米）的上下两层“碌架床”，抬头不小心就会碰头；厕所就更小了，只容得一个人站立；所有的物品都向高空发展，连转身都有点困难。但阿芸很高兴，她“港漂”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关键是有丈夫在。

只是6300元的租金有点贵，阿照安慰她说：“以后我们买上房子就不用交租了。”

阿芸点点头，可脸上都是觉得阿照是在痴人说梦的神情。阿照是真想在香港买房子，他不想一家人长期生活在这样逼仄压抑的房子里，“这种房子住久了，人容易得抑郁症”。

作为新移民，很多人选择轮候公屋，但阿照觉得，公屋租金再便宜也是政府的，真金白银买的房子才算是自己的物业。香港虽然尺金寸土，但他认为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一定可以在香港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其实，刚到港时，阿照就去看了房，但彼时新一届特区政府为压抑楼价加大调控力度，又提高了印花税，阿照还不是永久香港居民，如果以他的名义买楼的话，还得另外征收海外印花税，买300万的房子，要多付几十万的税金。阿芸虽已拿了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但如果以她的名义供楼的话，收入要经压力测试（房子买家的供款能力），以阿芸的收入，能贷到的钱不多。

阿照手头的资金虽然有100多万，但要花钱的地方很多，租房子及添置一些家私用品已经花了几万块。阿照刚来，还不知工作何时能稳定，香港消费水平高，这时供楼会很吃力。所以，阿照买房子计划就搁置下来。

4

安顿下来后，阿照在阿辉安排下，到一个港铁站工程的工地上负责不锈钢集水槽的焊接。水槽钢板的厚度5mm，除了要求无缝焊接外，还要牢固、不能漏水，所以经常要加班。因为白天固定一个动作点焊，每天晚上8点搭地铁回家时，阿照酸痛的胳膊经常抓不牢地铁上的吊环扶手，只能靠在车厢壁以保持身体的平衡，有时在车厢的摇晃中，人一下子会睡过去，接着在进出人群的碰撞下醒来。

阿芸每晚要用跌打红花油给他揉搓肩膀和手臂，用莪术油涂灼伤的手掌。阿芸总是一边揉一边心痛地说：“还是找份‘看更’的工作算了，在空调房里，还可以经常坐着，轻松多了。”

为了将药油渗透到肌肉，阿芸按揉的力度很大，阿照龇牙咧嘴：“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我不会做。”

阿照按期完成焊接工作，验收的工程师们将水槽的出口用木塞塞住，往水槽注满水。一周后，所有焊接口没有漏水情况，高标准通过。

一个月后，阿照的人工由原来的1000元/天涨到1100元/天，一个月相当于涨了两千多块。这期间，阿照参加了香港对内地新移民的就业培训，4个月后，他考取了香港电焊中工牌照。成了“有牌”的焊工师傅，薪水涨到1300元/天，4个月的收入接近12万港元，持平了这间建筑公司入职多年的老员工。

但点焊工作有光有烟，对视力伤害极大，阿照在2016年4月提出辞职。阿辉极力挽留说：“以你的学历，在香港不可能再找到比点焊工更高薪水的工作。”

阿照也实话实说：“我想做回我的老本行。”

在内地时，阿照维修电器的启蒙老师姓叶。叶师傅专门帮人修电动工具、配锁匙，当时一把电钻需要3000多元，他修一次就要500元，一个人的收入可抵得上阿照全家人的收入。

叶师傅曾跟阿照说过：“维修这个行业很暴利，但你必须有过硬的技术，别人做不到，你能做到，这才能保证用最低的成本得到极高的回报。”于是，钻研电器故障的疑难杂症一度成为阿照的兴趣爱好之一。他读书时常因为背书不过关让老师留堂、罚抄书，但对怎样维修电器，却能过目不忘。

叶师傅早阿照10年移民到了香港，曾在一家FL公司当维修工，这家公司经营厨具、餐饮，全盛时期旗下物产有商铺、酒楼、写字楼超100间，待遇不错。叶师傅和公司冷气工程部的黎经理很熟，就把辞去点焊工作的阿照推荐了过去。

冷气工程部承接的都是大型中央冷气设备维修和安装，这和阿照的“专业”算是对口。香港非常重视推荐人的资历，阿照虽然学历低，又是新移民，还没有香港的电工证，但因为叶师傅技术过硬，所以阿照没有面试，就直接到岗入职。

阿照提了两盒铁观音感谢叶师傅，叶师傅拍着他的肩膀说：“师父领入门，修行靠个人。你混得不好不用埋怨我，要埋怨自己，混得好也不用感激我，要感激的是你自己。”

阿照刚到公司的时候，跟一位姓顾的师傅做事。顾师傅年近古稀，身材高瘦，说话中气不足，公司的人都叫他“顾叔”。起初，顾叔虽有师傅架子，但对阿照还算友好，经常指派他做些收拾工具、拉电线的工作，心情好时也会讲些维修冷气的入门知识。但遇到些关键环节，闲杂人等就只能远观不能“窃”看。有次阿照想跟顾叔说件事，还没走近，顾叔后脑跟长了眼睛似的，迅速停下手上动作，转身看着阿照，不喝斥、也不说话，用目光提醒他犯了大忌。

阿照知道，跟着顾叔学不到核心技术。自己做了十多年的电器维修，基础知识都懂，只是此前很少接触大型、复杂的冷气设备。既然顾叔不教他，那就只能靠自己“偷师”，等顾叔下班后拆开他做过的控制电路或是压缩机，研究、记录后再恢复原状。

渐渐地，阿照也知晓了些机巧之处，心里踏实了不少。当然，平日还得继续在顾叔面前“懂装不懂”。

这天，顾叔因重感冒请假，他手头还有几间写字楼的冷气设备需要维修。当时正值春末，冷气设备损坏频率非常高，工程部人手严重不足，没办法，黎经理只能让阿照临时顶上。阿照当时没多想，而且也没法拒绝黎经理的工作安排。好在那些冷气设备都是冷水泵、控制电路的问题，很容易解决，他花了一天半，就将这些工作全部完成。

3天后，顾叔来上班了，当他确认这些冷气设备是由阿照独立完成维修的后，便对阿照冷淡起来。阿照跟他说话，他也不搭理，外出跟维修工程，他完全不让阿照插手。阿照请教他，他就直接说：“你不是都会吗？你都是师傅了，还用得着我教？”

听其他工友说，顾叔早年从内地偷渡来香港时，在内地已经结婚并生了2个小孩，到港后又找了一个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女人，生下3个孩子。顾师傅一个人养两头家，每月支出几万元，非常吃力，所以这把岁数还要工作。估计他眼见阿照“出息”了，心里生出危机感。

后来，顾叔想方设法要将阿照挤出公司，虽未得逞，但因其是老员工，的确影响到一些同事对阿照的态度。

被人彻底无视和孤立，是阿照到香港后最难熬的一段日子。有天晚上他睡不着觉，想起白天顾叔对自己的排挤，心中气闷，辗转反侧。他很想出去走一走，但怕惊动了睡在下铺的阿芸。

可阿芸的脑袋冒了上来：“要不要吃消夜？”

阿照赶紧闭上眼睛，闷声说：“我睡着了。”

阿芸轻轻笑了笑：“骗鬼呢？你睡着了怎么没有打呼？你不打呼我睡不着。”说完又推了推他：“我饿了，你陪我去楼下吃宵夜。”

儿子还睡在隔壁，俩人穿好衣服，做贼般轻手轻脚开锁、拉门。走出门口，他们相视而笑——到香港这么久，他们还没有一起深夜轧马路。

天气有点冷，阿照握住阿芸的手走在香港深夜的街头，霓虹灯闪烁，不是当年他们牵手走过的破败村道，但阿照却有了当年年少时拍拖的感觉。那时他们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也不知未来有什么等待着他们，但却有着单纯的快乐。阿照豪气顿生——从前什么也没有，而现在妻子、孩子、票子也有了，还有什么理由不快乐？

阿芸对他说：“如果做得不开心，就不要做这份工了。”

阿照长吐一口气说：“做，怎么不做？你老公我可不是半途而废的人。”他揽紧了阿芸，指着不远处的高楼说：“我以后一定会在香港买间屋给你。”

5

盛夏旺季，公司维修业务非常多，黎经理将阿照跟顾叔分开，让他独立工作。这时，阿照维修技术和工作能力便显露出来，他完成维修工程省时、省钱，很快成了工程部的核心技术人员。

FL公司的用工形式有3种：正式工、长散工还有待工。阿照和顾叔都属于长散工，这种用工关系让双方都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员工有选择是否开工的自由，公司也有选择让员工是否开工的权力。

长散工和待工采用日薪制，一般的维修工人日薪是500-700元/天。但自从阿照独立完成几项大的维修工程后，黎经理便不将阿照当成一般的维修工人。2016年7月，阿照的薪水由原来的1000元/天直接提升到1350元/天，遇到加班，有时日薪会达到4000元/天。

这是“师傅”级别的待遇，工程部有30多个维修工人，跟他差不多高薪的同事，只有5人：若非要“华山论剑”，那么技术最高的是顾叔，阿照次之，严师傅和谢师傅技术相当，还有一位叫阿安的师傅，人有点粗心，但非常勤奋，脏活、累活抢着干，即使公司将他派到很远的地盘，他也毫无怨言。

但这几个“师傅”之间的关系却很紧张：顾叔跟阿安不对盘——阿安一直想取代顾叔的位置，顾叔则一直给阿安下绊子；严师傅一年前因为争工程做，跟谢师傅翻了脸，两人互不理睬。阿照想独善其身，但因他跟过顾叔干活，被阿安视作顾叔一系，凡事都要跟阿照争个高低上下。

黎经理倒是乐见这样分崩离析的局面，便于他管理——要是众人团结一致，枪口或许就要对向他。因此，黎经理偶尔也会使坏，将5人的日薪调整得有所不同——同工不同酬，自然引发心理不平衡。

虽然人际关系复杂，但工资实在不赖。如果全年无休，算上加班工资，阿照的年收入大约有60到70万港元——这个收入在香港已算相当不错了。

阿照买房的心又蠢蠢欲动了，可2016年9月当他再次关注楼市后，才发现香港的房价在他埋头苦干时已经迅速飙升——跟2015年的楼价差价相比，远超当初要多交的印花税税金。

阿照后悔不已，买房计划再度搁浅。他没打算让阿芸一起承担买房子的负担，只能更加倍努力工作。

阿芸的收入不高，阿照只想她工作是“赚钱买花戴”就行。黎经理曾问过他“太太有没有工作？”阿照答“有”，黎经理不解——在香港，如果丈夫的收入比较高，妻子一般不外出工作。但阿照知道阿芸不喜欢当全职太太，所以他尊重阿芸的选择。

随着阿照的收入增加，阿芸在酒楼也减少了加班，把更多精力放在儿子的教育上来。儿子刚来香港时读中三（内地的初三），不是很适应——繁体字笔画多得让人绝望，英文水平也跟不上学校的进度，再加上受教育的背景不同，儿子常常觉得被同学们孤立。

休假时，阿芸便会带着儿子去相对安静的地方走走。比如新界，有许多丁屋、废置的房屋，还有大片没有开发的土地，跟热闹的港岛市区形成鲜明对比。阿芸带儿子到这儿来，是想告诉儿子，这个城市跟许多城市一样，既有光鲜的一面，也有破败和荒凉的存在。就这样，儿子对香港也有了更多了解，渐渐地也融入了集体。

2017年，阿照女儿顺利考上了暨南大学读精算师。在电话里听到女儿拿到录取通知书，阿照和阿芸都很激动。“这是我们家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啊！”阿照有种光宗耀祖的感觉，那天破例喝了半瓶红酒，将自己喝断片了。

这年暑期，女儿也到香港玩了一圈。外出游玩时，女儿是很开心的，但晚上四口人挤在出租屋时，女儿就有点难过：“老爸，你不要做得太辛苦了，等我大学毕业赚到钱就给你们换房子。”

阿照喉头一下哽住。女儿自小懂事，从来不会乱花钱。阿照知道，这居住环境在女儿看来，一定是父母过得很艰难。阿照赶紧将自己的收入支票、银行卡还有工资银行流水全都掏出来放到女儿面前：“老爸不差钱，老爸收入很高，绝对买得起楼，现在不买，只是在等入市时机。”

女儿脸上这才有了笑，阿照更是下定决心，一定要买房。

6

2018年年初，香港的经济数据一度不太好，楼市价格有所下挫，买房的时机应该到了。阿照手头储了一笔钱，以现在的收入供贷并不成问题，阿芸也点头同意了。

自从坚定了买房子的想法后，阿照和阿芸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多了一个娱乐项目，就是到处看房源。从深水埗到旺角，从太子道再到金钟，夫妻俩看了不下20套房子，都是有二三十年楼龄的“二手楼”——“一手楼”动辄上千万，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在对比过数间房子的价格、户型、地段后，最后阿照以410万购入一间建筑面积550平方尺（约50平方）的房子。

房子在长沙环青山道，楼龄近20年，但因为外墙经常有人维修维护，所以看上去还是比较新，楼下有烧腊档，前面是街市，走路5分钟就有地铁站，交通和生活都非常便利。房子原本是一个房屋炒家持有，原来市值192万，短短几年就被炒到天价。阿照付款270万，连装修带买家私花了60万，现在还需要还房贷140万，阿照计划在5年内还清。

阿芸45岁生日前夕，阿照将房子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妻子。买房子的钱都是阿照攒的，没有跟父母和兄弟姐妹借钱，也没有动用阿芸的钱，房产证上却只写阿芸一个人的名字——除了因为阿芸是永久香港居民身份可以规避一些印花税，更重要的是阿照想感谢妻子20多年来的辛苦。

搬入新居前，阿照打算换一张新床。在一家床上用品店，阿照告诉店主要一张4尺半的床。店主有点惊奇——香港的普通家庭一般都使用4尺标准的“碌架床”，因为只有1.2米宽，不占地方，除非房子的空间比较宽裕，才会选4尺半的床。

店主劝阿照不要选这么宽的床，阿照少有地坚持己见——那种上下两层、不小心便会碰头的4尺床，他已经睡够了。

搬进新屋的第一天，阿照从8楼看香港，志得意满，对阿芸说：“你厉害了，当了香港人（永久性香港居民）不到3年就买了楼，没有哪个新移民比你厉害。”

阿芸笑道：“你想赞自己就直接说好了。”

阿照在新居摆了入伙酒，阿芸的爸妈和弟弟的一家人都来了。小舅子参观一番连连称赞：“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照哥，真行啊，这么快就买了房子，看来初中生完胜大学生，当初我看走眼了，原来你到香港是促进楼市繁荣的。”

阿芸母亲说儿子：“当初让你留在香港你不留，否则现在也可以买房子啦。”

阿芸弟弟叹了一口气：“不是谁都可以像照哥这样有维修的绝活，还这样肯挨，你儿子我除了学历，无一技之长，又无吃苦的勇气。如果留在香港，说不定一平方的厕所也买不到，还连累您两老。”

买房后，阿照每月要还银行房贷2万多元，再加上房屋每个季度要交差饷（房产税的一种）700多元，每月的水电费、房屋维护费等费用，每月要多支出接近3万元，所以更忙了。只有忙，才意味着有更多收入。

一般工程部的人不愿干的重活累活，阿照都会承担下来，加班更是从不抗拒。这几年工程部人员交替，有些人因为压力过大和身体原因离开了公司，有的则是技术不过关而被辞退，有的则是自己当了老板，能独当一面的维修师傅不多，阿照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了，连黎经理都会敬重他几分。

2019年，顾叔75岁，很多工作已不能亲身上阵，只能做技术指导。老板多次暗示黎经理把他炒掉，黎经理曾询问过阿照的意见。阿照说：“顾叔的技术暂时无人可以替代，跟他做事我才放心。”黎经理当然知道这是阿照在替顾叔说话，最后权衡下来，还是将顾叔留在了公司。

面对阿照，顾叔再无当初的冷淡和咄咄逼人，跟阿照说话甚至还有些讨好意味，还说要将他最厉害的“维修秘笈”教给阿照。阿照提议他可以将这些教给工程部的新人，或者将维修的心得体会写下来，以供大家参考，顾叔不愿意，这事就不了了之。

阿照也能理解顾叔的私心，但他不会跟顾叔一样保守，他想，如果将来自己带徒弟，还是会教人家一些真本领的，毕竟在这偌大的城市，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朋友，尤其在这样一个相对冷漠的环境，抱团作业，温暖别人也温暖自己。阿照希望将来的徒弟能像自己跟叶师傅一样，互相成就，相敬如父子。

7

2019年，内地旅客基本不再踏足香港，经济萧条了不少，阿芸所在的酒楼，冷清得可以拍苍蝇了。FL公司旗下的餐厅营业额少了七成，工程部原本只做集团内部的维修工作，现在也不得不外接其他公司的维修业务。

每天阿照外出工作，阿芸都有点提心吊胆，怕丈夫无辜受伤。她有时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想外出，因为看到街上的混乱场面，又害怕又心塞。

阿照跟读中五的儿子进行了数次长谈，一再告诫他要“分辨是非”，不要跟着去搞破坏，儿子非常听话，并不受身边的同学影响，这让阿照放下心来。

2020年春节前，阿照和阿芸回了一趟广东老家，探望年迈的父母，原本想待到年初九回港，谁知疫情爆发，听说香港要封城，便急急忙忙买了直达大巴的车票，初四就带着儿子往回赶。

香港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萧条时期。儿子不能上学，只能在家里上网课、打游戏，视力严重下降，阿芸所在的酒楼虽然没有倒闭，但也不再对外营业，她停工在家，无所事事。

阿芸父母的公屋离他们的房子只有十来分钟的车程，以前阿芸隔三岔五会去探望二老，但疫情爆发后，阿芸除了给他们送些食物外，便很少出门。3月中旬，阿芸父亲因为意外摔倒，引发脑溢血，很快就去世了，阿芸母亲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下去。阿照推了许多工作，一直陪伴在阿芸身边，帮着打点和照顾岳母，那一段日子非常难熬，但也是一家人最守望相助、亲密无间的时光。

从4月起，阿照的工作慢慢恢复了，经过旺角、尖沙咀、中环等曾经香港人潮最密集的地方，都冷冷清清。阿照的父母天天给他打电话，让他出去工作小心点。父母不会使用视频，母亲的耳朵有点背，阿照得要用吼，母亲才能听得清，每次两人打电话，就像是在吵架。

父母一年比一年衰弱了，阿照原本打算还清房贷，考取香港的电工牌，就多抽点时间回内地看望他们。但疫情一直反复，5月的时候说7月会恢复港澳直通车，后来又没有了消息。阿照非常担心这期间父母发生什么事儿，他不能第一时间赶回去。

6月，阿芸所在的酒楼清盘倒闭了。这间扛住了2008年金融风暴的酒楼，这一次在双重打击之下没能再坚持下去。阿芸失业在家，有点焦虑，既担心香港不安全，又担心失去了收入没钱还房贷和供两个孩子读书——女儿明年大学毕业可能还要读研，儿子读中六，马上就要考大学，往后花钱的地方更多。

阿照安慰她说，他们“进可攻，退可守”，在香港待不下去，还可以回广东老家，“别忘了，我们在老家还有两套房呢！再说，现在我还有工开”。

虽然市道冷清，很多人失业，但维修冷气设备这个行业没受到多大的影响，毕竟天气热，使用空调的频率非常高。阿照他们的人工薪水并没有折减，公司为了养着他们这一群核心的维修技术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6月份，阿照和他的助手阿聪共加班6次，有两次加班到晚上10点，有一次甚至到凌晨1点。北角、沙田、荃湾、旺角……他们在6月下旬几乎跑遍了港九新界。

阿照并不介意加班，他的一些同事已经许多天没有开工，没开工意味着没有收入，现在还可以加班，是非常幸运的事情。阿照没什么不良嗜好，烟酒不沾，最大的兴趣爱好是赚钱，偶尔的娱乐是刷手机微信，和内地的同学吹吹水。他将每天的吃饭和买日用品的开支控制在100元左右，碰上维修单位请吃饭，还能省下一笔饭餐钱。他随身带着一个大号水壶，里面是阿芸给他泡的茶。

阿照的工作地点多数在楼顶，他和助手阿聪通常会搭乘电梯坐到最高一层楼，再爬一道铁梯到达最高处的平台。香港楼盖得密集，大型冷气设备放置就很成问题，没有机房的地方，设备就只能露天放，只要“屋宇署”批准就可以了。天台上，淡黄色的巨大散热水塔矗立，管道错综复杂，纵横交织，低沉的嗡嗡电流声音，经常让阿照有种还在广东老家的错觉。

维修完设备，阿照总是喜欢站在高处看香港。从这里看香港，天空没有被高楼切割得支离破碎，也看不到铺天盖地的广告牌，远眺高楼林立，楼顶最尖顶处，或是闪耀着落日前最炫目的光芒，或是在暮色沉沉中划过一线射灯。

风过无痕，偶尔会有一只白色大鸟掠过城市的上空。

后记

我对阿照的采访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两个月。阿照给我发的微信语音，背景有时安静，有时嘈杂，有汽车辗过路面的声音，还有人行道“滴滴”的提示音。在这些嘈杂的声音里，是夫妻俩踏入这个城市奋斗12年的轨迹。

我问他后面的规划，这个问题阿照想了很久。

“将来的事情很难说。如果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我不会做辛苦的工作，也不会考虑二次创业。曾国藩不是说嘛，‘儿孙若如我，留钱有何用，儿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我对将来没有具体的规划，只是跟着时势调配，即使是在香港买了房子，但也没有打算将香港作为永久居住地，只是趁自己还年轻还能做得动就多赚点钱，给自己和阿芸一个晚年的保障。”

最后，他给我总结了不宜到香港定居的三类人——内地高文化高学历的；内地高、中收入人群；人工有7000元以上的。

“那哪些人适宜到香港打工和生活？”

“像我一样有一技之长、又不怕辛苦的，可以试试。”